《合作的互联网》是公共管理学者贾开与法学学者胡凌合著的一本书，是兼具基础性与前瞻性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直面数字社会基本事实、思考其中基本问题而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来想象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的开拓性著作。当胡凌老师找我写序的时候，作为他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我是出于不可推辞的人情而应允。但当我读完这本书后，却感到为本书写序是巨大的荣幸，不是“火前留名”的那种荣幸，而是在一座学术里程碑的基石上刻下姓名的那种荣幸。

　　在指出这本书的贡献之前，我想先确认它的非原创性。在本科生的学位论文都需要签署“原创性声明”的当下，指出一本著作的“非原创性”似乎是提前宣判了它的死刑。但我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当“原创性”成为一种普遍要求的时候，一方面使得它不再稀缺，实际上仅仅意味着“查重率”意义上的过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轻率的主观臆断的鼓励：许多的“填补空白”实际上只是读书太少的结果。本书无论从观点还是观点的表达形式来说都是两位作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辨异求同的结果，即使读者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能在阅读的过程中览文献之盛，观众说之美，借助作者精简的提炼了解互联网经济学和法学方面最基础和最重要的学者和学说。实际上，我本人便一直通过阅读胡凌的论文来追踪相关的理论进展，他不仅对这个领域已经成为经典的著作和论文了如指掌，更是能够及时追踪到值得关注的最新文献。得益于合著者贾开的微电子、计算机科学和公共管理学术背景，本书更涵盖了更广领域的文献梳理和知识提炼。这种根基厚实的著作使读者能够获得知识和思考力方面的提升，而不是读完之后只记住作者非常主观的“意见”并转瞬忘记。因此，好的人文社科作品往往是阐释、综合或迁移适用先前作品的作品，无论孔子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优秀的文献整理者、解释者和“集大成者”。说到这里，读者们就知道我所说的“非原创性”并非贬义。换句话说，我认为本书的贡献在于它在先前理论基础上的迭代，而不是“原创”。

　　看到本书的标题时，我首先便想到了尤才·本克莱的《企鹅与利维坦：合作战胜自利》。这部十几年出版的著作便系统论述了“合作的互联网”为何可能以及如何可行。书名中的企鹅不是指企鹅这种呆萌的动物，也不是指“鹅厂”腾讯，而是指开源操作系统Linux的标志企鹅Tux。本克莱以Linux和维基百科为例，指出“基于公地的大众生产”或“同侪生产”（peer production）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流生产方式，替代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的“看得见的手”这两种基于“自私的人性”假说的以市场为主要机制、以政府干预矫正市场失灵的现行机制。实际上，本克莱的所有研究都以分析和展示互联网中的合作为主线，其中，《网富论》一书用五百多页的篇幅细致分析了互联网如何使得非竞争性的社会合作如何从边缘走向经济和社会社会的中心舞台。更重要的是，本克莱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的是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试图“将历史、权力、社会和物质背景——制度、意识形态和技术——重新整合到我们对经济的分析中”，这也正是贯穿于本书的思路。那么，本书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以合作主义为主线勾勒出了互联网发展“另一条道路”的完整轮廓。尽管本克莱等学者也专门讨论了合作式生产方式在互联网生态中的萌生与演化，但其讨论一方面主要针对现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以自利的个人为基本预设的理性行动理论（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简称“鼠论”）以及作为前者之例外和“难题”的集体行动理论（Collective Action Theory，CAT，简称“猫论”）。另一方面在借助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等少量例子来宣称互联网的兴起将使合作取代竞争的时候忽视了竞争仍然是互联网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只能说互联网“未能兑现其承诺”，似乎互联网本身具有某种独立于参与者的内在品质似的。出于这种对互联网固有品质的信念，舍恩伯格和兰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数字世界中，技术可能性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我们拥有平台和工具，可以让所有人轻松获取信息。但由于数据隐藏在严密守护的孤岛中，数字垄断企业与前数字时代的经济落后者和厌恶变革的公共部门联手行动。迄今为止，“社交”信息共享工具主要用于交流琐事或促进两极分化，这并不奇怪。相比之下，真正开放的数据访问可以使公民能够就当今的基本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这里的“开放的数据访问”似乎是一根魔法棒，只要将它一挥，就能让隐藏在层层迷雾背后的神山显现出来。但本书明确指出：真正重要的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是促进合作或竞争的具体机制。但对此展开深入探索的前提，却是承认合作作为另一条道路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为此，本书从互联网基础协议入手，借助万维网发明者伯纳斯-李对“数据竖井”现象的反思以及发起SOLID开源项目作为替代性技术路径这一例子，展现了互联网发展的多重可能技术路径。进而，对多重可能路径的探索从技术延展到生产、组织和制度层面，系统描绘了在现实中已然存在但有待拓展、打通和夯实的“另一条道路”的地图。

　　其次是以互联网的技术、经济和现实为出发点，以其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区隔得零零碎碎的学科视角所建构的“问题意识”为着眼点，为我们理解互联网发展至今所带来的经济变革及其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工具。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偏狭视野以及大局观的丧失是一个不断被谈论但很难被逆转的“现代性”问题。教皇弗朗西斯在2015年《照看共同家园》通谕中说道：“作为技术特性的专业化使得人们难以看到大势。知识的区隔化对于具体应用来说是有益的，但却导致了全局观的丧失，使人们看不到事情之间的关联，看不到苟且之外的远方，并最终使人们丧失了意义感。”这是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以及列奥·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人“零售的理智，批发的疯狂”的回响。但本书打通了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学、公共管理和法学之间的人为壁垒，对互联网生态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这种全局观对于理解互联网这一并非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基础设施的基础。社交媒体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邮政和电信，如今的年轻多数都没写过信，接听的电话中大部分也来自快递员和外卖小哥。视频app已经取代了电视，以至于很多老年人感到看电视变得很困难，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选台。电商平台已经碾压了传统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倒闭。网约车已经取代了出租车，传统出租车也主要从网上抢单，而且因为价格较贵而抢不过快车。线上支付工具取代了现金和信用卡，以至于人们出门不带现金毫无问题，不带手机却寸步难行。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往往以“共享”为标榜，其中有些还直接以基础设施提供者为公共形象，比如腾讯、百度、阿里都号称自己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者，知网标榜为国家知识基础设施，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认可了它们的基础设施地位，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中就将这些网络平台运营者确定为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但这些平台企业实际上都是企业，其所提供的服务并不是普遍服务，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企业利润。所有这些当下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都会在学科视野的切割下被琐碎化并进而隐身化。本书则使得其中环环相扣的问题得以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本书实际上为数字科技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新一轮“大转型”提供了一种理论，并为其迈向更加公平、更能促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改革思路。在此，我是将它类比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大转型》分析了西方“市场社会”兴起后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系统的不断自我强化以及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与主宰，另一方面是面对市场的脱嵌和主宰而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数字经济仍未跳出这种“双向运动”的循环，而波兰尼本人早在1947年便指出：“如何在机器社会中组织人类生活是一个以全新的面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但本书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本书致力于“多重可能性空间”的发现和呈现，但多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多重可能性及其意义的人的存在。实际上，早期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构想者大多非常强调互联网的“创生性”，强调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个人通过与他人合作打造属于自己的创造力空间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比如，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提倡四种自由：运行程序的自由，学习程序如何工作的自由，改变程序的自由以及与公众分享结果的自由。但自由需要追求自由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就互联网时代的自由而言，人们需要驾驭Zittrain所说的那种创生性的机器，这种计算机采用开源性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平台，个人电脑有什么功能，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设计，就像无线电爱好者自己组装的通讯设备一样。而整个互联网也必须是一个开源的创生性网络，每个人分散的创造性活动汇聚成社会生产，再通过共享机制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网络主义。但实际的情况时，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会控制自己的电脑，她们更愿意使用一切都设计好的、所见即所得的操作界面，哪怕在此过程中丧失自己的自由和隐私。这促成了象苹果计算机和IPhone这样的“智能终端”的兴起。所谓智能终端，实际上是机器变得智能，而人变得愚蠢。“对于象Iphone这样的设备而言，一切都服从于显示。”智能终端使得用户不用去考虑它的运行原理，不用去四处搜索和下载软件，不用关注显示之外的任何事情，而只用轻松地享受显示屏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乐趣。这显然给智能终端制造商和政府监视、追踪和操控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互联网生态：用户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去创造或控制任何事情，尽管不断发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抱怨，但却满足乃至沉迷于技术掌控者为我们提供的便利。有学者准确描述了这种自由与责任的主体缺位的普遍现象：

　　如果说“系统”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语，我们理解自己在种族主义、生态破坏或经济不平等中承担的集体责任的方式，那么吸引流量就是影响世界的最重要方式。其有效性来源于体现我们之平庸的小习惯。我们越是彼此鼓励去“改变世界”，我们就越显得无能或是无力。

　　个别天才的存在不太依赖于外部环境，但她们也改变不了总体的外部环境。改变需要很多人之间的合作。在此，教育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务之急是在已经被我国的公共政策所强调的“数字素养”教育中引入对互联网“多重可能性空间”的教育，否则，具备数字素养的人无非就是在现有的资本与技术合力打造的空间中游戏、消费和劳动的人。她们将强化而不是改变现有的空间架构。约翰·杜威是较早关注到公共教育与工业之间关系的思想家，他在1912年的一篇文章中便指出：“我们所讨论的关于教育的任何问题，就其对之未来的影响而言，都不及产业教育。它的正确发展比其他任何领域的发展都更能使得公共教育体现价值。而其错误处理必将通过在学校内外培育和强化阶级分殊而强化我们当前处境中的各种倾向。”可以说，杜威敏锐地看到并指出了作为本书两大理论基础的生产理论和多重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联：只有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主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充分理解的人，才可能看到不同的可能性并去探索之和实现之。而要成规模地培养这样的人，就需要有杜威所说的“产业教育”。有学者针对青少年沉迷网络的现状，指出与其徒劳无功地劝人戒网，不如培养青少年创造性地适用互联网工具的能力。熟悉数字技术的青少年应当具备如下特质：（1）愿意尝试并能接受失败；（2）能够管理失望和无聊；（3）能够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4）理解设计逻辑，知道一种技术为什么被设计成某种特定的形态并知道如何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的；（5）有实操技巧，能够在现有架构中找到捷径和bugs，从而为己所用。这一类的研究可以补充本书在关注系统性问题的时候遗漏的人的主体性问题。

　　我想，本书所缺失的这一环。